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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为何会合、分、合?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方面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大失败,中央苏区丢失,其他苏区也相继失陷。中国领导的红军部队,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根据地,陆续进行了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最具惊心动魄的事件是红一、四方面军的合、分、合的重大历史变故。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转入川西,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为此,需要活跃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和支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注:指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注:《年谱》1893-1949,上卷,第43页。)

  张国焘执行了党中央的指令,领导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与中央红军相互配合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却一意孤行,拒绝等的正确意见,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实际上继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一直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一贯的右倾惧敌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红四方面军不退出川陕根据地,而是夹嘉陵江东、西两岸活动,那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有这样一大块根据地作基地,中国革命将会是一种更好的局面。这种大好局面是被张国焘的惧敌思想断送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经过调查,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但张国焘却惧怕和大军正面相抗,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后又主张南下,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军队的强大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针的报告,重阐述了在松潘、里番、懋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理由,而且必须迅速前进。张国焘发言,一方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另一方面却大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由于、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按会上发言顺序)都支持周恩来的报告,一致同意(包括张国焘)中央的“北上”方针,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7页。)

  张国焘为什么敢于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那是因为两军会合时,张国焘看到刚从大雪山上下来的中央红军,人数很少、服装破烂、疲惫不堪、武器不全,不像个军队的样子;而刚从川陕苏区撤出来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服装整齐,士气高昂,拥兵八万,兵力明显比红一方面军又多又强。两军会师大会后,他就别有用心地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注: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1972年6月10日,手稿。)张国焘心底里一贯具有的军阀主义、枪杆子主义、政治野心、领袖欲望,一下子就大为膨胀了起来。

  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抵达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道路。

  但是,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了。一方面,他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借机向党中央要权,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并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大权。

  7月中旬,中央常委紧急商议解决“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为了团结的大计,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马上提出 “此职不能让!”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商议,周恩来同意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7月18日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代表中央宣布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参见黄少群著:《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奋斗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5月修订版,第601页。)

  张国焘还在暗中进行非组织活动,想拉拢和彭德怀。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请和彭德怀吃饭,还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又派人给彭德怀“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银元。”(参见《回忆录》和《彭德怀自述》有关部分。)

  遭到和彭德怀的拒绝后,他和陈昌浩又分别去拉拢博古和凯丰。张国焘知道,遵义会议上博古和凯丰都是受批判者。张国焘挑拨性地对博古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和凯丰都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挑拨和拉拢,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博古还对张国焘的旧军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张国焘气呼呼地走了。

  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注:以上均请参见黄少群著:《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奋斗史》,第601-603页。)这是第一次称赞博古。

  由于张国焘的蓄意阻挠,延宕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被破坏。随后,红军总部另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陈昌浩、率领,经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到班佑,、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共同执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为此,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这是会合后和分裂前两军领导人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议程有二:一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组织问题。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发言,提出“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南部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特别指出:“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同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应负起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张国焘则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在组织上再一次迁就了张国焘,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正式、周候补),为中央委员,何畏、、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同时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以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还是不肯执行,并对在左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方针的朱德、极力加以排斥。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作报告,再次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会议通过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两个方面军会合,执行《夏洮战役计划》。针对张国焘西进的主张,《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注:《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7页。)

  毛儿盖会议结束的第二天(21日),右路军即从毛儿盖出发,历经数日艰苦行军,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史料记载,从8月24日起,至9月14日,中共中央连发7封电报(8月24日、9月1日、9月8日上午及晚上、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催促左路军北上,言之谆谆,语意恳切。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中央劝说,反于9月9日从阿坝致电、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意即要右路军随他南下。这封电报,朱德表示反对,坚持没有签字。(注: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线。)张国焘同时竟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机智地偷出这份电报送给。、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单独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坚决阻止,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注:参见《中国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93页,)元帅功莫大焉!

  1937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张国焘的错误时曾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注:《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8页。)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到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这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历程。在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共中央一直是委曲求全,步步退让,“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长征致共产国际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真正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唯一的要求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北上,实现党的正确的战略目标。

  在一再让步而还是不能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后,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举行扩大会议,坚决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注:《年谱》1893-1949,第472-473页。)

  为了有利于继续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内公开。

  张国焘不但怙恶不悛,坚持错误,而且,个人政治野心和军阀主义倾向恶性发展达到了顶点。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省里番县卓木雕(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团中央”,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1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注:以上见《年谱》1893-1949,第477页、494页。)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的路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在实践中遭到重挫。在重兵进攻下,由南下时的8万人,损失到只剩下4万余人,减员过半,使四方面军元气大伤,且给养困难。军中广大干部、战士的不满情绪和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日益增长。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一直同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同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路线的领导者等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甚至把张国焘的“铁杆助手”陈昌浩也争取了过来。充分展示了大智若愚的朱德和被称为“军神”的的斗争的智慧和能量。

  在张国焘欲归未归、还想着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关键时刻,有两件大事的及时到来,击破了张国焘的最后幻想。

  第一件大事是: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代表张浩(本名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八一宣言》和对张闻天的任命。

  智谋深远,高人一筹。他深知张国焘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是,他请张浩到他的窑洞里谈话,希望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明是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的。张浩起初不敢同意,因为共产国际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面军“草地分手”这件事,也从未任命他以国际代表身份来解决这件事。张浩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也是唯一的机会。隔了几天,1936年1月,再次请张浩到他的窑洞,强调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已迫在眉睫。现在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换言之,张国焘的中央是非法的,张国焘自封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应该让他归顺。张国焘自认他的军队比陕北红军多,比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强,因而自称是“大中央”,而陕北中央是“小中央”,长此下去就更难求得统一了。(注:秦福铨著:《博古和及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46页。本文作者特别说明:秦福铨乃博古的亲弟弟秦邦礼之子,他书中的资料是秦邦礼对秦福铨转述的博古生前的回忆。并请参见黄少群著:《从井冈山到延安》第544-545页。)

  在的再三说服下,张浩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大业为重,最终同意了的设想。

  1936年1月16日,张浩以张国焘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用国际代表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开门见山地声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同志”;

  22日张浩又电张国焘:“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1月24日,张浩又再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电报,明确指出: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共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

  乙、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以上张浩电报,参见《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6-507页。)

  应该指出,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全系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和张浩两人知道。张浩的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原则,不够光明正大,但却为解决张国焘的分裂问题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所谓“事可从权”也。但是,也只有这样的大手笔,才会和才敢于这样做!十分赞赏张浩,给予他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不幸病逝,亲自给他抬棺送灵,就是纪念他的这一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亲自抬着灵柩送殡,仪式极为隆重。

  鉴于张国焘的顽固态度,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坚决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即《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第二件大事是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长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对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起了重要作用。7月5日,中共中央立即指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总政委。中央此举在于增加他们对张国焘斗争的份量。

  在张浩的三封电报和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的强大压力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称“西北局”。张国焘欲想“黄袍加身”的伪中央,只勉强维持了8个月。

  也正是在这样大势所趋、军心所向的情势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9月和10月先后在西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而复合,中国领导的三大方面军终于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黄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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